國務院總理溫家寶二月一日在倫敦接受英國《金融時報》主編巴伯的專訪，就中國應對國際金融危機、保持經濟平衡較快發展及其他問題回答了提問。以下為訪問摘錄。
■ 溫家寶
□ 巴伯
□ 在達沃斯，人人都在談論如何重樹信心的問題。有人也談到要恢復信心，需要解決銀行業的問題。中國面對目前的金融危機可以採取哪些措施以恢復信心？
■ 我這次出席達沃斯論壇和訪問歐洲，可以說是一次「信心之旅」。我帶來了中國應對金融危機的信心，也帶來了同歐洲加強合作，推進全面戰略夥伴關係的信心，帶來了世界攜手共進，共度時艱的信心。我對中國經濟應對危機的信心是建立在科學態度和求實精神之上的。主要表現是，信心的來源在於我們對形勢的正確判斷；來源於改革開放三十年形成的強有力的物質基礎和良好的體制；來源於中國有一個穩健的金融市場體系；來源於中國有廣闊的市場潛力和迴旋餘地；最重要的是來源於政府堅決果斷的決策，決策的力度和決策的速度。
□ 現在中國政府出台的經濟刺激方案規模是否夠大？是否需要採取進一步的措施？
■ 應對金融危機必須有足夠的規模刺激經濟增長。但這個措施應該是完整的、全面的，標本兼治，遠近結合。我可以把我們一籃子計劃概括為五個方面。第一，擴大內需，大規模增加財政投入。第二，調整和振興產業。第三，大力推進技術改造。第四，建立比較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第五，保持金融的穩健以支撑經濟。需要我說一下數字嗎？
□ 你可以舉一兩個證明你的觀點。
■ 我們將在兩年內投入四萬億元人民幣擴大內需，特別是消費需求。我們將投入六千億元人民幣來推進科技創新。我們將投入八千五百億元人民幣，來推進醫藥衞生體制改革。金融危機還沒有見底，我們將密切關注形勢變化，及時果斷出台新的措施，使所有這些措施的效果產生在經濟衰退之前。這樣做事半功倍，否則將事倍功半。
□ 你如何使那些統計專家相信中國能實現百分之八的經濟增長目標？
■ 取決於四個因素。第一，你所採取的這些政策措施一定是正確的、管用的。我們所有的這些措施都旨在刺激實體經濟，刺激最終消費。這次金融危機對中國經濟的影響也主要在實體經濟。
第二，出手要快。中央財政去年十二月份一千億元人民幣的投資從項目到資金已經完全到位。春節以前第二批一千三百億元人民幣的投資從項目到資金也已經完全到位。
第三，出拳要重。特殊時期必須採取特殊手段，不拘常規。決策的速度和執行的力度決定成功和失敗。第四，工作要實。我們在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很快實行了家電下鄉，農機下鄉，汽車下鄉。今年一月一日開始，實行增值稅轉型，減輕企業負擔一千二百億元人民幣。這些措施都到位了。
□ 我想再問一個有關國際金融危機對於中國農村的影響的問題。你原來曾經說過，你到過中國二千多個縣，那麼我想問的是現在農村出現失業人數增多以及農民工返鄉的現象，你認為會不會影響社會穩定？中國政府將採用什麼具體的措施來應對這方面的挑戰？另外一個問題是有人說中國政府可能用八千億元人民幣來給中國農業銀行注資，我想問一下是不是有這樣一個決定。
■ 當我擔任副總理的時候就分管農村工作，我當總理以後一直把農村工作放在全部工作重中之重的地位。西方的一些人很難理解。這次金融危機，由於部分企業的裁員，大約一千二百萬農民工返鄉。會不會造成社會不穩定？其實在這裏我要給你講一講，中國農民工進城務工總計兩億人，跨省流動的一億二千萬人，由於金融危機回鄉的到目前為止是一千二百萬。由於農民工是流動的，也就是說，城市有活幹的時候他就進城，城裏沒有活幹的時候他就返鄉。鄉里絕大多數還保留他的土地。土地是農民最大的社會保障。我們應該感謝農民工，他們為現代化建設做出了貢獻。在金融風波當中，他們又成了勞動力一個大的蓄水池。
中國農業銀行是我們五大銀行最後一家進行股份制改革的銀行。應該在這裏說明一個情況。正是由於中國在十年前就開始了銀行的改革，包括剝離不良資產，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實行股份制改革，才使得中國的銀行資產規模，資產質量，利潤水平，不良貸款率和資金流動性都保持比較好的水平。
農業銀行改革我們要把握好四點。第一，堅持為農服務的方針。第二，繼續剝離不良資產。第三，政府予以注資，充實資本。第四，實行公司治理結構改革。
我們農行最後決定注資大約是三百億美元，相當於二千多億元人民幣。
□ 溫總理，現在我們知道，國際金融危機至少源於美國，美國有很多風險管理和監管領域的錯誤，但是也有人說，這場金融危機一部分的原因也是由於世界經濟失衡，比如他們指出，中國有二萬億美元的外滙儲備，對持這種觀點的人，你有什麼回應？
■ 我認為這種觀點是荒謬的。這次金融危機始作俑者是某些經濟體自身經濟的嚴重失衡，主要是長期的雙赤字，靠借債保持的高消費。對一些金融機構，長期失去有效監管，使他們利用高槓杆率來獲取巨額利潤，一旦泡沫破滅，災難就留給了世界。一個有十三億人口的發展中大國，目前人均ＧＤＰ水平只相當於英國的十六分之一。我們急需資金進行建設，改善民生。那些靠舉債而過度消費的人反過來責難借給他錢的人，這不是顛倒是非嗎？中國有句話，叫豬八戒倒打一耙。我在達沃斯談到這個觀點的時候，大家是贊同的。
□ 我問你這個問題是因為三十年以來，很多人說只有資本主義才能救中國，可是，現在他們恐怕要轉變觀點。很多人說只有中國才能拯救資本主義。
■ 我不這麼看。我頭腦是清醒的。因為我們是一個有十三億人口的發展中國家。我們面臨的任務是十分繁重的。我們要走的路還十分漫長。如果你到中國東部的城市，和倫敦差不多。但是你到中國的西部地區和農村，差距就很大。
我堅定地認為，把中國的事情辦好，就是對人類最大的貢獻。我們堅持「三要」，就是要標本兼治，不要頭疼醫頭，腳疼醫腳；要加強合作，不要以鄰為壑；要把自己的事情辦好，不要把麻煩推給別人。
□ 有人說問這個問題得特別小心，因為用中國人的話來說，如果不小心就會被「戴帽子」、「穿小鞋」。談到中國未來政治體制的發展，你認為能不能在十年內實現中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的直選？
■ 其實經濟和政治是不可分的，我還是想從經濟的角度來回答這個問題。我們正在進行的是經濟體制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這兩個方面都是重要的。沒有政治體制改革的成功，也不能保證經濟體制改革的成功。
政治體制改革的目標，就是要建設社會主義的民主政治，保障人民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監督的權利。我們要建立的社會應該是一個公平正義的社會，是一個讓每一個人在自由和平等的條件下得到全面發展的社會。這就是我為什麼很喜歡閱讀亞當斯密（Adam Smith）的《道德情操論》的原因。
亞當斯密於一七七六年出版了《國富論》，他也寫了《道德情操論》。在《道德情操論》裏有一段非常精彩的論述，他說，如果一個社會的經濟發展成果不能真正分流到大眾手中，那麼它在道義上將是不得人心的，而且是有風險的，因為它註定要威脅社會穩定。
我一直認為，公平正義是社會主義制度的首要價值。在西方人看來，中國人好像怕民主、怕選舉，其實不然。我今年在記者招待會上曾經講過，只有人民信任你，人民才能讓你坐在台上。我們現在實行的是村級的直接選舉，鄉、縣和不設區的市人民代表的直接選舉，縣以上實行的是間接選舉。
但是我堅信，群眾能管好一個村，就一定能夠管好一個鄉，一個縣，也就能夠管好一個省。但要按中國的實際情況，發展具有自己特色的民主方式，循序漸進。
□ 所以就可進一步拓展民主，提高民主的水平，讓人民可以發表不同的看法。
■ 是的，一個政府不應該怕人民，應該創造機會讓人民監督和批評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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